《帝鉴图说》是张居正等人编撰的，当然符合文官对君王的要求。而且这本书图文并茂，注解浅显易懂，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帝王教材。
不妥的地方也在于此，它的内容太浅显了，根本就是教小孩的，已经成年的皇帝不应该学太久。
（《帝鉴图说》其四揭器求言，夏史纪：大禹悬钟、鼓、磬、铎、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解】夏史上记：大禹既居帝位，恐自家于道有未明，义有未熟，或事务有不停当处，或有可忧而不知，或狱讼之未断，四方远近的人，无由得尽其言。于是将钟、鼓、磬、铎、鞀五样乐器挂在外面，告谕臣民……）
袁可立听到皇帝学了近两个月，还在学《帝鉴图说》，顿时觉得不妥，认为该换教材：
“尽快把《帝鉴图说》讲完，向陛下讲解《贞观政要》。”
“当今陛下聪慧，要让他向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学习为君之道，以免走上歧路。”
董其昌听得有些纳闷，不知道袁可立为何突然关心皇帝的教育问题，还特意让自己建议皇帝学习《贞观政要》。
询问之后，才知道皇帝打算在祭祀上搞事情，学习嘉靖皇帝掀起的大礼议，让朝堂官员站队。
这种事情，是经历过国本之争的文官都不愿意看到的。当年嘉靖皇帝掀起大礼议，逼迫官员站队，选拔出支持皇帝的臣子，进而掌握权力。
万历皇帝也有学有样，搞出个国本之争。想要让群臣站队，支持他和福王。
结果文官都学聪明了，根本就不上当。没有人理会什么福王，大部分都支持皇长子当太子。
当今皇帝又捡起这个故智，文官更不以为然，根本不想理会。
对于文官尤其是进士来说，他们大多想的是安安稳稳当官，根本不想每隔几十年站一次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赌上去——
别说大明的这些文官了，就是清朝的奴才官员，在经历过九龙夺嫡后，后续参与夺嫡的热情也直线下降，根本没多少官员愿意参与。
所以九龙夺嫡之后，清朝的夺嫡烈度直线下降。所谓的秘密立储几乎只存在个形式，实际还是按嫡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