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顾名思义就是简化了赋、役征收手续。
一是把田赋和繁杂的徭役、杂税合并统一征收；二是把徭役部分地摊入田亩，既根据人丁又依照田亩征收；三是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为一条后，一律征银。田赋，除政府必须的米麦仍然交实物外，其余以白银折纳；徭役，一律实行银差，这就肯定了货币在赋税征收中的主导地位。
它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简化了赋税征收手续，客观上起到了均平赋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作用。它不但限制官吏巧立名目，加征赋役，从而达到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其次它实行赋役折银征收的办法，适应和促进了明朝中期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交纳银两，农民、手工业者必然把大量产品投入市场，促进商业繁荣。徭役折银，农民可自由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创造条件。最后它也推动了中国封建赋役制度的进步，使两税法以来由人头税向土地税转化进程前进了一大步，为清初的摊丁入亩变革奠定了基础，从而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瞩目的人口大国。
而这项法律很快就遭到了来自各界的反击，原因就是他触及了大地主的根本利益，也碰到了不少官员的口袋，这也就使得很多人对于张居正恨之入骨，最终张居正死后不久一条鞭法就被彻底废除，而他的家人也被充军发配，借此才算是平息了各地方的怒火。
但那是大明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并不容许这样的法规实行下去，大明一朝的矛盾都很尖锐，官员们穷百姓们更穷，再加上皇帝一个不如一个全都是奇葩，所以整个国家一直都处于一个古里古怪的状态，但这个时候的大宋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宋的政治环境相对于宽松很多，更何况这个时候的南方大地主、大财阀基本上都被清理干净了，他们之前投降张弘范，但是当范文虎夺权之后，便把他们直接处理干净，成千上万的人被扔进了崖山战场的大海，这一项举措夏贵并没有阻拦，见到张弘范战死之后，夏贵就已经完全以范文虎马首是瞻了，所以南方的这些人基本已经被消灭干净了。
这也就造成了张顺此时手里掌握了大量的空闲土地，而此时因为被大量屠杀和因为躲避战争逃跑之后留下的土地更加广阔，所以这个时候再收取人头税已经非常不适合了，所以张顺决定废除这一项已经持续了两千年的税收政策，用以鼓励百姓生养更多的孩子。
而由于大量的土地都在张顺也就是朝廷的手里，所以一条鞭法的最大阻力已经从大地主变成了官吏，不过那些人对于张顺也不是什么问题。
张弘范这一路的攻击，也算是一场去伪存真的洗礼了，大量的官员都先后投降了张弘范，可是随着张弘范的军队投降、张世杰也被消灭殆尽之后，那些官员已经全都变成了阶下囚，张顺对他们的感官自然不会很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曾经官员都被送到了矿山，既然他们那么喜欢给别人当奴隶，那么就遂了他们的心意吧，一家老少全都去那里当奴隶好了。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有真才实学，或者为了保住百姓等等特殊原因才投降的官员，虽然也都被留下来使用，但是全都不是作为主官使用的，因为此事的主官基本上都是从部队走出来的政委级来担当，他们虽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官员，但是他们都是最坚定的张顺命令执行着，所以对于这个法令没有任何的抵触感。
而剩下的一些一直都没有投降的官员，张顺倒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不过张顺认为他们既然可以在生死面前站在最坚定的立场上，那么就一定可以接受这样的考验，毕竟大宋对于官员从来也不小气。
大宋可能是第一个创造高薪养廉的时代，比如名垂千古的包拯，一年的薪水就是相当惊人的。
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按宋仁宗嘉佑年间颁布的公务员薪水法规《嘉佑禄令》，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每年有一千六百五十六贯的货币收入，还有十匹绫、三十四匹绢、两匹罗和一百两绵的实物收入。
按《宋史?职官志》包拯在开封府做第一把手，每月有三十石月粮，其中包括十五石米、十五石麦，此外每月还有二十捆柴禾、四十捆干草、每捆大约是后世的十三斤左右，一千五百贯公使钱。
作为外任藩府的高级地方官，朝廷划拨给包拯二十顷职田，也就是两千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这两千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两千石米的进项。再查《嘉佑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一百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十五秤的木炭，每秤大概十五斤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