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瘦高男人走了过来，撑着一把黑色的雨伞。他走过商场，停住，回头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然后退回来，问青年要不要一起走，可以送他去公交车站。
街上没有别人。
小城只要下了雨，行人就会散去；青年犹豫了一会儿，看那个男人不像坏人，便说了谢谢，跟着男人走了。
我的酒意也渐渐退去，眼前一壮一瘦的背影变得模糊起来，像是被雨幕笼罩，又像是整个世界即将消失。
这对背影我看了很多年，有时候他们就是温馨的代名词，有时候，好像又不是。
1990年9月12日，我的父母相识在雨中的日子，是一个比这一年其他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日子。
酒醒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头顶肿了一个大包。
我喝不了酒，很小的时候舔过一筷子，差点天折。
这种事我爸常提，不厌其烦，龙其喝酒的时候，说得惟妙惟肖，喝多了就不说了，他有别的事要忙。
我在床上坐起身来，按着脑袋，回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我并不是躺在家里。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两点半，睡了超过十五个小时，没有任何美梦的痕迹。
哦，对了，我被学校开除了，就在昨天早上的全校大会上，教导主任慷慨激昂地向所有人宣布了这个决定，伴随着诸如“废物”“渣子”“蛀虫”等等形容词。
我的确是一个比较招人恨的角色，除了有一副好看的皮囊外，缺点比比皆是：成绩很差，自不必说；我还喜欢打架，看到那些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乖学生，心里就会生出毁灭的欲望。我喜欢踩坏他们的眼镜，每当听见镜片在脚下碎裂的声音，就像踩爆一只蜗牛。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很难解释，在学校还没放弃我的阶段，每一科的老师都给过不同的观点。语文老师认为，是自小缺乏关爱导致我性格残暴，于是致力于用无微不至的关怀来感化我，当然是没有效果的——在我划烂她的LV之后，她终于认定我是恶魔。体育老师的策略又有不同，他坚称我不过是缺乏管教，而管教的正确方式就是殴打。所以，他常常在课余时间打我，徒手、甩棍、手电筒，或者任何趁手的装备，可惜他忽略了一个事实：他的儿子就在隔壁的附小念书。因此，如果他不能尽快把我打死，死的多半就是他儿子了。最特别的应该是兼任教导主任的历史老师，或许是对人类漫长的斗争史有了深刻认识，他从中提取出此实用技巧，比如尝试将我示众、把我的座位安排到教学楼中间的花园里，或者要求全校同学对我实行人工隔离，禁止任何人和我说话。从个人感受来说，这些方法都还不错，的确能达到折磨人的目的，但是，他老人家太轻敌了，他忘了我还有一个绝招：逃学。
在我逃学一周后，学校再一次向我的父母发出照会请求，告发我长期逃学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对我进行“切实有效的教育”。父亲自然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他将我拧到年级办公室，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椅子打断了我的三根肋骨。同时解答了困惑老师们很久的问题：为什么我性格残暴、与人不善，答案已经显而易见——遗传。
很难评价我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即便我心里已有大概的轮廓。懒惰、无能、好酒、打老婆，因为这个评价并不被我的母亲认可，当然了，我的母亲就是我父亲的老婆，也就是经常被他打的可怜的熊一般的男人。
“他年轻时不这样。”母亲总这样说，一边说，一边用笨拙的粗大手指蘸取药水涂额头的伤口。